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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城南旧事》和《呼兰河传》:两种“童年视角”

发布日期:2019-08-08

《呼兰河传》中的“我”让人感觉到的是,儿童本来就是那样的;而《城南旧事》中的我却仿佛在小心翼翼地扮演一个儿童的角色,想象着“我应该是那样的”:我应该对苦难表达儿童般的爱心,我应该对他人表现孩子般的单纯,于是便有了刻意为之的做作。

1921年,3岁的林海音随父母迁居北京,童年便在北京南城度过,其后在北京读书、工作、结婚,直至1948年30岁时,回到故乡台湾,开始发表文学作品。《城南旧事》写于到台湾之后,而背景是“英子”(林海音)7岁到13岁时在北京的生活,作者选择第一人称的儿童视角,回忆童年“旧事”。

 

用作者自己的话说,写这部书是“让实际的童年过去,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”。话中透出心情。《城南旧事》的回忆止于13岁,这一年,英子的父亲去世。用作者自序中的话说:

我的童年结束了。那时我十三岁,开始负起了不是小孩子所该负的责任。如果说一个人一生要分几个段落的话,父亲的死,是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段落。

我们也因为父亲的死,童年美梦,顿然破碎。在别人还需要照管的年龄,我已经负起许多父亲的责任。我们努力渡过难关,羞于向人伸出求援的手。每一个进步,都靠自己的力量,我以受人怜悯为耻。我也不喜欢受人恩惠,因为报答是负担。父亲的死,给我造成这一串倔强,细细想来,这些性格又何尝不是承受于我那好强的父亲呢!

 

英子的童年,是因父亲的去世而中止的。从小说中的描写来看,这位父亲谈不上一个好字:一位典型的旧家庭的家长,专制,好酒色,对待孩子也只是“溺爱”和“揍”。“在日本吃花酒,一家挨一家,吃一整条街,从天黑吃到天亮。妈就在家里守到天亮,等着一个醉了的丈夫回来。”然而作为丈夫和父亲的他,是整个家庭的支柱。他的死,带来最为直接的影响,便是英子一家人在经济上、生活上的巨大落差。

小学一毕业,就被迫承担家庭的责任,而这一切,英子却出乎意料地坦然承受。在小说结尾,刚从毕业典礼上回来的英子,听到厨子老高告知父亲在医院中去世的消息,立刻明白了摆在眼前的道路:“爸爸的花儿落了,我也不再是小孩子。” 是的,这里就数我大了,我是小小的大人。我对老高说:“老高,我知道是什么事了,我就去医院。”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镇定,这样的安静。

英子此后的命运,虽让人不胜唏嘘,却也造就了她薛宝钗式的生存能力与人际能力。也许童年的感觉被压抑得太久且深,使得林海音在选用儿童视角回忆往事时,一面得偿缅怀童年的夙愿,一面却将社会中习得的人生智慧,不自觉地注入到这个儿童的脑海中来。让人惊讶的是,英子身上,并非一种孩童浑浑噩噩的“天情”,而是深受社会熏染,极懂“人情”,外表却又一副萌态,全然“金簪雪里埋”的世故深深。

她了解“北京的老妈子很会偷东西,她们偷了米就一把一把顺着裤腰装进裤兜子,刚好落到缚着的裤脚管里,不会漏出来”,并怀疑家中的宋妈的肥裤脚里,“不知道有没有我家的白米”。不用大人多嘱咐,便“什么该说,什么不该说,我都知道。妈妈打了一只金镯子,藏在她的小首饰箱里,我从来不会告诉爸爸”。最绝的是,英子略施小计,便撮合了德先叔和父亲中意的兰姨娘,化解了母亲和自己可能面临的家庭危机,机关算尽却仿佛出自漫不经心,俨然一个女版伊阿古。当她告知母亲她的杰作之后: “都是你一个人捣的鬼!”妈好像责备我,可是她笑得那么好看。

 

“妈,”我有好大的委屈,“您那天还要叫爸揍我呢!” “对了,这些事你爸知道不?”“要告诉他吗?” “这样也好,”妈没理我,她低头呆想什么,微笑着自言自语地说。然后她又好像想起了什么,抬起头来对我说:

“你那天说要买什么来着?” “一副滚铁环,一双皮鞋,现在我还要加上订一整年的《儿童世界》。”我毫不迟疑地说。 这精明干练,谁能想到出自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的头脑。在英子眼里,她同情吃醋而一副苦相的妈妈,同情因兰姨娘要走而“显得格外的寂寞”的爸爸,这同情实在是达至“世事洞明、人情练达”的境界,是否太过成熟?

这大概不是英子13岁之前的早熟,而是13岁后涉世的历练。林海音在这部小说中选择了儿童视角回忆旧事,但一个叙述的逻辑矛盾随之展开:如果是“回忆旧事”,则表明作者立足于“不再是小孩子”后的视角观照。小说中的各种细节,都可显出作者在用极清晰的事后思维梳理事件。但作者恰恰又选择了儿童视角,在小说中使用儿童的语气腔调,模仿儿童的表达方式。不可否认,林海音对儿童的表达方式揣摩得非常成功。但越是成功,就越造成了叙述的矛盾:如果是儿童视角,行文就应该是进行中的叙述,而不是回忆了。

于是在一个儿童形象的背后,隐藏了两副眼光。状英子之天真善良而近伪,只因负载了林海音半生的心情,一切童年的混沌都被作者思考得太过清楚。相信林海音是太过想念也太过遗憾戛然而止的童年生活,反复回味中,童年仿佛包浆的古董,其光泽倒是后天生成,反而失了真相。

同是回忆之作,萧红在《呼兰河传》中却并未失去这童年的“锋棱和光泽”。与林海音相似,萧红在18岁时,失去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亲人——祖父,从而发生了命运的转折。也许从年龄上看,萧红比13岁丧父的林海音更为幸运。然而萧红和祖父的关系,不同于英子和父亲的关系,他们之间的情感,正如《呼兰河传》中所说:

等我生来了,第一给了祖父的无限的欢喜,等我长大了,祖父非常地爱我。使我觉得在这世界上,有了祖父就够了,还怕什么呢?虽然父亲的冷淡,母亲的恶言恶色,和祖母的用针刺我手指的这些事,都觉得算不了什么。

萧红与林海音,失去的和寻得的都大不相同。人失去什么,便追求什么。英子失去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,一家人没了生活上的倚待,为渡过难关,只能在艰辛中相依为命,于是英子向着“父亲的责任”而追求,每一个进步,都靠自己的力量,以受人怜悯、恩惠为耻,因为“报答是负担”。反而培养了自立,懂得了世事人情。用现在的话说,就叫“长大了”。童年的向往与成年的现状从此扭结在一起,于是在回忆中显出“儿童视角的成人眼光”。

而萧红从祖父那里,“知道了人生除掉冰冷和憎恶而外,还有温暖和爱”。祖父的死对萧红而言,不是从此遭遇生活上的困窘——尽管萧红的一生都在忍受生活上极致的困窘,但从萧红对困窘的忍耐可以看出,其渴望主要不在此——而是“温暖和爱”的消逝。因为失去象征“温暖和爱”的祖父,所以萧红就向这“温暖和爱”的方面,“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”。可能正因如此,萧红才没有主动接受人情世故的染着,从而保存了一份儿童的纯真与混沌。

从历经世事的丁玲眼中看来,这一点尤其显著:“萧红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真率的。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,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。”丁玲将其归因于“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”,视为“稚嫩和软弱”的表现。这里与其说是女人的“纯洁和幻想”,不如说是儿童的心灵未曾消磨。用丁玲的话说,就是萧红“从没有一句话是失去了自己的”。这是萧红的“得其自”。

由于心中没有顺从世事人情的转折,反而在面对世事人情中逆向扬起“温暖和爱”。萧红心中混沌的东西没有断裂,而是一直延续下来。这从二人人生轨迹的对比中便可看出端倪。林海音的一生,在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上都有建树,堪称“成功遂事”的典范。而萧红单纯的坚守却仿佛与复杂的世道相违,“未终其天年而中道夭”。

以混沌未开的心态与方式,面对逼仄的现实,通常会受到伤害。但当其以混沌未开的心态与方式,观照世间的一切,表现在叙述的儿童视角,不但毫无违和感,而且根本就不需要寻找,要来便来,因为它从没有离开过。

仔细比较萧红《呼兰河传》和林海音《城南旧事》中作为叙述者的“我”,人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鲜明的对比:《呼兰河传》中的“我”混沌未开,灵气十足,即便是重复相同的事情,也时刻因情随事迁而不断变化着心情和态度。而《城南旧事》中的我,却相当“懂事”,聪明到不无狡狯,却又懂得出之以“愚騃”,尤其是《兰姨娘》中,“我”的心智甚至“大智若愚”到了老谋深算的程度。

《呼兰河传》中的“我”让人感觉到的是,儿童本来就是那样的;而《城南旧事》中的我却仿佛在小心翼翼地扮演一个儿童的角色,想象着“我应该是那样的”:我应该对苦难表达儿童般的爱心,我应该对他人表现孩子般的单纯,于是便有了刻意为之的做作。

人处于儿童状态的时候,无疑“本来就是那样的”;而所谓长大了,往往就是庄子所说的混沌被开凿的过程。萧红儿童视角的奥秘,就在于她一旦进入叙述,就能够轻而易举地进入一种“混沌沌的气象”,来去如意。她的童心是敞开了的,不需费任何思量。

于是,在《呼兰河传》中,慈悲的心态、反讽的笔力和儿童的状态能无痕接榫。要慈悲时便有慈悲,要反讽时便有反讽,要孩子气时,马上就成了孩子,连个过渡都不用,“要怎么样,就怎么样。都是自由的”。 人们大概最容易感受到作者行文中的慈悲,如面对笔下“辛苦展转”“辛苦麻木”的人们,萧红写道:

他在这世界上他不知道人们都用悲观绝望的眼光来看他,他不知道他已经处在了怎样的一种艰难的境地。他不知道他自己已经完了。他没有想过。 他虽然也有悲哀,他虽然也常常满满含着眼泪,但是他一看见他的大儿子会拉着小驴饮水了,他就立刻把那含着眼泪的眼睛笑了起来。 他说:“慢慢的就中用了。” 然而在在处处,她又会“揭出病苦”,说出那些犀利的反讽:

于是就又跳神赶鬼,看香,扶乩,老胡家闹得非常热闹。传为一时之盛。若有不去看跳神赶鬼的,竟被指为落伍。 因为老胡家跳神跳得花样翻新,是自古也没有这样跳的,打破了跳神的纪录了,给跳神开了一个新纪元。若不去看看,耳目因此是会闭塞了的。 这“哀其不幸、怒其不争”中,的确有启蒙的视角,鲁迅的影子。萧红毕竟受鲁迅影响极深,但萧红的超越之处在于,她还同时有着“另一种心情”,这心情与沈从文相通。

萧红是这样说的:“鲁迅以一个自觉的知识分子,从高处去悲悯他的人物。他的人物,有的也曾经是自觉的知识分子,但处境却压迫着他,使他变成听天由命,不知怎么好,也无论怎样都好的人了。这就比别的人更可悲。我开始也悲悯我的人物,他们都是自然奴隶,一切主子的奴隶。但写来写去,我的感觉变了。我觉得我不配悲悯他们,恐怕他们倒应该悲悯我咧!悲悯只能从上到下,不能从下到上,也不能施之于同辈之间。我的人物比我高。这似乎说明鲁迅真有高处,而我没有或有的也很少。一下就完了。这是我和鲁迅不同处。”

萧红对他人的苦难是有“共情”能力的,因她就在这苦难与绝望之中。这种创作感觉,近于李后主。王国维言李后主是“不失其赤子之心者”,又言“尼采谓一切文字,余爱以血书者,后主之词,真所谓以血书者也。宋道君皇帝《燕山亭》词,亦略似之。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感,后主则俨有释迦、基督荷担人类罪恶之意,其大小固不同矣。”

后主其实也“自道身世”,但纯用本色白描,遂与一切人的苦难相通。萧红的行文,行于当行,止于当止;讲述的内容,亦绝非传奇,她从来就不是“传奇”作家,不需要营造故事,如其所说,“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,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,忘却不了,难以忘却,就记在这里了”。遂也与一切人的苦难相通。 流水落花春去也,怎么办?也只能是“流水落花春去也”了。 或许可以这样说:《呼兰河传》中有“启蒙的力量”,却无启蒙的色彩。

因这“另一种心情”,与启蒙的“慈悲与反讽”构成了平衡。儿童的灵魂不被创作者通常会有的理念所劫持,所以《呼兰河传》中的我,有着真正属于儿童的“不懂事”的“天情”,常因自然。用大人的眼光看,就仿佛“没心没肺”。例如不顾大人的管教责骂而任情玩耍,在祖母“病重的时候,我还会吓了她一跳”,因为“那时我才五岁,是不晓得什么的。也许觉得这样好玩”。儿童的心灵通透如镜,“不将不迎,应而不藏”,便观照出世间本相。

胡文英说庄子“眼冷,故是非不管;心肠热,故悲慨万端。虽知无用,而未能忘情,到底是热肠挂住;虽不能忘情,而终不下手,到底是冷眼看穿”。话极漂亮但论断率尔,因每个人都会成为他人悲剧的制造者,但制造这种悲剧者,又往往不是出于邪恶之用心,而有非自己所能操控的不得已于其中,不过通常之道德,通常之人情,通常之境遇为之。这“是非”如何管?又该如何“下手”?

小团圆媳妇、有二伯、冯歪嘴子的命运,“我”如何管?又如何“下手”? 《城南旧事》中的英子,倒是因着一种同情心,参与改变身边之人的命运。这结果是因着英子的帮助,“疯子”秀贞和妞儿在离家后被火车撞死,落实了秀贞拐带孩子的骂名。因与“贼子”的几番交往,却给便衣点引了路破了案。当然,她也曾巧妙拯救面临破碎的家庭。然而面对宋妈和爸爸的命运,她也只能默默承受。英子像所有懂事的大人一样,改变了能改变的,接受了不能改变的。

这绝非说要让英子来承担责任。英子迷蒙中竟做了许许多多“好人好事”,你只能说她的确是想做好事。《呼兰河传》中的“我”混沌无为。相比之下,英子实在是做得太多太多了。英子的童年,与小说作者让英子所承担的精神内容,是不相符合的。事实上,小说中英子的整个人生,是她莫名地背负了一个并不该让孩子来背负的道德十字架。

其实,《城南旧事》中的这种儿童视角,也的确是一种颇为常见的“儿童视角”,那就是受传统文化影响甚深的许多中国父母对孩子“先意承志”的教育与期待。英子是生活中的父母所盼望的儿童形象,该天真时她给你天真,该懂事时她给你懂事,关键时候,说不定还能给你制造出意想不到的惊喜。

林海音的这个选择,不是偶然的,而是一个中国式家庭中优秀的孩子的下意识流露。林海音也确实向往真正属于儿童的世界,否则她不会在小说中这样说:

妈妈说:“小英子,看见这个坏人了没有?你不是喜欢作文章吗?将来你长大了,就把今天的事儿写一本书,说一说一个坏人怎么做了贼,又怎么落得这么个下场。” “不!”我反抗妈妈这么教我!我将来长大了是要写一本书的,但绝不是像妈妈说的这么写。我要写的是:

“我们看海去。” 作者深藏的心情很清楚,所以这一篇的篇名就是《我们看海去》。然而命运没有给她敞开这份心情的机会,如同大多数中国儿童,在道德的十字架上慢慢成长。林中有两条路,萧红却选择了人烟稀少的那条,一切从此有所不同。

文章来源:中华读书报   作者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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